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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所 | 蒋力:《杨联陞别传》的由来

蒋力 碎金书坊
2024-10-25

编|译|所

2018年18期

杨联陞别传

杨联陞这个1914年出生、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的人,如果再没有一本关于他的传记问世,他的生平、容貌、个性、爱好、成就等等,后来人肯定更难说清了。尽我所能,依据手头现有材料,把我对杨联陞的了解和不断加深的认识落在纸面上,是我不应推卸的义务。

——蒋力


雪上冰橇留迹踪,白云闲暇客从容

——《杨联陞别传》由来

蒋力

为已故哈佛燕京讲座教授、汉学家杨联陞作传的缘起,并非因为他是我的外祖父,不夸张地讲,完全是因为作家韩石山先生的怂恿。

“非典”期间我所编的《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我给至今尚未谋面的学者谢泳寄样书(他在此前回复我的邮件中,允我在书末附录了他的《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顺便烦请他代我转送他在山西作协时的同事韩石山一册。那时我与韩先生亦未曾谋面,也不相识,只是读过他的部分著作。没想到他收到《哈佛遗墨》后,迅速读完,并一连写了两篇文章, 一是谈“前辈风流”,一是“重审赵俪生电话案”。后一篇的影响显然更广。大约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去太原办事,电约韩先生求见,他答应当晚来我下榻处。那天下午他在某高校演讲,之后有晚餐招待,他喝得兴致甚佳,到我住处已时近子夜,兴仍未尽。石山先生与我虽是初见,却一见如故。所谈话题中,当时我最不以为然,之后则甚以为然,乃至由动心直至动笔的就是他的这句话 :“你该写《杨联陞传》。”这句话说完片刻,他似乎就已看出我的不以为然,又强调了一句:“这个人很有意思,很值得写,我都想写,就是没有材料。”石山先生的传记文学创作我是很爱读的,譬如《徐志摩传》。韩石山与徐志摩是隔代人,不可能见过面,不会有直接的接触,只能在“材料”的基础上凭其感受、理解、分析和研究来写传记,但他竟能写出那么厚重的一册。蒋力与杨联陞,更是隔代人,但是好在见过几次面,有一点点接触,手头也有一些独家的材料,自 2003 年“非典”期间编辑《哈佛遗墨》一书开始,我一直未中断对杨联陞的资料收集和人物研究,为什么不能写呢?

其实,比我更有资格写、当初也更想写杨联陞传记的,大有人在。譬如杨联陞的弟子、后来的同事更兼友人、被他称为“英时弟”的余英时教授。杨联陞去世后,余先生陆续写了带学术归纳性的悼念文章,写了关于杨联陞与胡适先生论学谈诗的文章, 还为杨联陞的诗做了笺注。论资格,他当是第一人选,可是从未见他动过此念,毕竟,他是学者,不是作家。杨联陞的另一位半是弟子半是友人的陆惠风教授,是当初就已想写传记的人,为此他复印了杨联陞四十余年的日记,很有进入状态的样子了,但后来不知何故,陆先生放弃此念,连他复印的那套日记,都送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原件则由杨联陞夫人做主,捐给了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原件和复印件,我都未看过,但我意识到,杨联陞这个1914年出生、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的人,如果再没有一本关于他的传记问世,他的生平、容貌、个性、爱好、成就等等,后来人肯定更难说清了。尽我所能,依据手头现有材料,把我对杨联陞的了解和不断加深的认识落在纸面上,是我不应推卸的义务。尽管了解和认识都仍有一定的局限,我还是勉力开始了《杨联陞别传》的写作。

杨联陞先生(1950年代)

因为有局限,所以我很清楚,正传、大传我绝对写不出来,“别传”之体裁,也是受了传主观念的启发。1981年杨联陞写给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主编刘绍唐先生的一通书信,实则是一篇关于蒋彝先生的人物随笔,其中提到:“兹想选录打油诗试写《行者学究交游打油唱酬记》。(自传亦是合传,实是别传而已!)”在他晚年给缪钺先生的书信中,也提到要写日本游记。可惜的是,他虽动此念,却未来得及付诸笔端就已病衰,否则,一定有数篇生动的文字,再现当年情景和若干风流人物。要指出的是,杨联陞毕生很少写长文专著,沿此习惯,若有别传之文,每篇也当在几千至万字之间。即便写成,也不可与其师寅恪先生之大作《柳如是别传》相比,那是三卷本的巨著。后生之我,更无类似指望, 只望读者诸君对“别传”亦有宽容之理解,认可传记也能有各种写法。此为我对“别传”概念的解释。

这本别传,选择了与传主关系密切(甚至是密切到特殊程度)的一些学人,如 :胡适、赵元任、钱稻孙、缪钺、洪业、蒋彝、何炳棣、台静农、余英时、贾德纳、吉川幸次郎、宫崎市定等人, 分别记录了传主与他们的交往,多自唱酬切入,与杨联陞“自传亦是合传”(其实还可称为诗传)的意思暗合。然因局限,譬如与某人的书信往还,目前笔者只见到一方多通信函,另一方的信函则少见或一通未见,所以实难详尽描述。且我亦坚决杜绝想象与虚构,所以难免遗漏,但绝非忽略,只祈日后有新发现,或能再有增补。欧洲汉学界当时活跃的前辈和同辈,传主亦多有交往, 但大都限于学术范畴,然其中有一位不能不提,那就是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教授。1951年,37岁的杨联陞游学欧洲,用他自己的话, 叫“拜山”,戴密微那时就是一座巍峨的汉学之峰。尽管我们对杨联陞与戴密微的结识缺乏了解,但就所知来看,戴密微从那次见面起就对杨联陞这个晚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爱。他安排杨联陞住在他家隔壁的旅馆,然后是当天的下午茶、晚饭、持续多日的论学,然后是介绍他去瑞士登山。十年后,安排他到法兰西学院演讲,以致杨联陞在这个演讲稿的法文本出版时,特意表示了他对戴密微先生“满怀的诚挚和敬意”,并将这个法文本题献戴密微教授。1977年是他们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杨联陞大陆探亲 返回美国途中,在瑞士的苏黎世(杨译为楚芮克)转机,戴密微先生特意赶到苏黎世,与杨联陞住进同一家旅社,利用短暂的时间,做了最后一次学术探讨。杨联陞的日记中记下了一个小细节:到机场登机前,夫人宛君没有买到想买的栗糖,回到美国一周后,竟收到戴密微寄来的一包栗糖。杨联陞感慨不已,立即代夫人回信致谢。这种隔辈、跨国、同道、亲如父子般的友情,于今说来,几如天方夜谭。1982 年,演讲稿由陈国栋译为中文(《从经济角 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收入《国史探微》一书,杨联陞在该书“自序”的结尾再次表达了他对戴老念念不忘的感恩之情:“今日中文稿得以问世,而戴老早归道山,请益无从。硕学盛德,令人追怀不已。”此传开篇之处,请诸君先来读读戴密微老先生1967年7月为杨联陞《汉学散策》(英文专集,书名 Excursions in Sinology,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所作的序:

也许,由我来介绍这本汉学研究新作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和这位杰出作者杨联陞的友谊。同时,我也借出版社邀请的机会,从欧洲向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表达一份敬意,为他对提升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表达一份敬意。我们急切地希望了解中国特殊的文化,这项推广工作只能由地道的中国人完成,中国在世界上正扮演着突出的角色,杨联陞正在为今天和明天的世界做着这项工作。

杨联陞拜会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教授(1973年)

几年前杨教授在巴黎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出生在保定,离北京不远,但他的家人来自绍兴,浙江省的东南部,这个地区诞生了许多近几个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作家,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章学诚。章学诚过去常说,历史不仅与过去一致,与现在甚至未来都是一致的。这样的概念在杨联陞现在的文章中都有体现。

《中国制度史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1 年版)涵盖了一部分杨联陞从 1946年到1957年具体的主题研究的论文。两卷专集只代表这位不知疲倦的学者自1941年到美国后,开始用英语写作的研究之一部分。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出版物可以追溯到1935年,当时他只是一位青少年。他的文章发表在《食货》半月刊和《清华学报》,文章研究汉、唐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历史。

杨联陞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1962 年在日本,杨联陞发表的一些日文演讲的内容也在日本期刊上发表。同样是在1962年,在法国法兰西学院,他以《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或称《兴建考》)为题,做了四次演讲,还带来一篇为我写的关于汉时期土地制度的文章。杨联陞的大多数研究是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历史,这一直是杨教授最感兴趣的领域,但他的研究绝不局限于这一领域。杨联陞有两篇文章是关于中国的宗教历史的,一篇是谈5世纪道教内部的改革运动,另一篇是关于道教和佛教的忏悔仪式,两篇文章都用古典的正式汉语和古典口语书写。

杨教授与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合著了《国语字典》(1947)。著有《中国历史研究》(1950,已绝版),选编了《中国文言白话文选》(1953)。他的宝贵的《中国货币和信贷简史》(1952)和他作为一个哈佛大学老师的手册,从其他侧面佐证了杨联陞的多面研究。这些著作里没有涵盖杨教授的所有故事。1962年他来到巴黎的时候,只是在哈佛法学院担任中国法律和社会学课程的教学,现在我听说,他应邀在教育、艺术、科学、语言学和音乐领域参与考试出题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审核。

杨联陞先生像(1980年代)

总之,杨联陞的学识是最传统的中国百科全书的知识,他从广泛的材料中细致分析得出综合结论的天赋,激发了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这本书的学科范围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唐时文官撰写历史的原则和方法、古碑文的学习笔记、对敦煌手稿的认识、元代的“学院”术语、汉代铜镜上的发现、一个古老游戏的解释、对在西伯利亚发现的另一种汉镜的破译,还有用现代汉语讨论“免费”和“绑定”的意思等等。开篇的二文是最具杨联陞风格的文章。第一篇研究报应。在中国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和道德方面,报应都是一个基本概念,不同解决方案反映了几个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第二篇文章 , 题为“传统中国的女统治者”,但更偏重中国家庭系统中普遍的妻子和母亲的位置。在调查中包括对整个中国历史锐利的细节研究,体现了杨联陞广博的阅读和对中国文化深刻的理解。我们西方读者很幸运有这些研究,提出了一种适应我们的接受形式,而不受任何迁就和虚伪的影响。

杨联陞的研究除了百科全书式的特点,他的另一个特点在我看来是其在今天成为代表性汉学家的重要原因。他的文化是国际的,不是孤立的,他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

杨教授喜欢将他的研究活动比作一位流浪者在落潮后从历史的广阔的海滩收集一些鹅卵石。对鹅卵石的选择和排序需要一个包含整个海滩的视野,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优势。杨联陞的视角观点是高而广。当我大约16年前第一次在巴黎遇见他时, 他正要去瑞士,我建议他去攀登戈尔内格拉特(Gornergrat)峰。我知道他是一个诗人,我猜测他会在山上送我诗句。这是当他到达山顶看见山峰和冰川的全景后写下的《游瑞士》诗的最后几句:

但见积雪不见松,雪上冰橇留迹踪。

上有碧蓝天一穹,白云闲暇客从容。

可能白云会继续多年飘过,但他的研究是有高度的,就像宁静的山庄里那纯净的、清澈的空气。

我希望从这里开始的《杨联陞别传》的内容,能展示出那迹踪、那从容,还有那扑面而来的纯净的空气之二三……



本文系摘自《杨联陞别传》(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蒋力,杨联陞外孙,中央歌剧院研究员,文艺评论家,歌剧音乐剧制作人,作家。著有《变革中的文化潮》《音乐厅备忘录》《书生集》《守望集》《咏叹集》《王叔晖画传》等;编有《东汉的豪族》《汉学书评》《哈佛遗墨》《莲生书简》《里昂译事》《五洲留痕》等。




《杨联陞别传》

 作    者:蒋力 著

 开    本:32开

 装    帧:平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杨联陞先生为著名文史学家、哈佛大学燕京讲座教授,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其与海内外学人有着广泛联系,互相砥砺前行,堪称学界传奇。本书从传主与胡适、赵元任、钱穆、萧公权、缪钺、何炳棣、余英时、吉川幸次郎、戴密微等海内外学人的学术往来切入,铺开一幅异彩斑斓的杨联陞学人交往图卷,并旁及其诸多爱好、特别纪念册及生命的最后时光,展示了传主一生中重要的学术和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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